域民不以封疆之界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。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至，亲戚畔之。多助之至，天下顺之。以天下之所顺，攻亲戚之所畔，故君子有不战，战必胜矣。



——孟子或许是考虑到社会影响，又或者是为了照顾弗洛拉。



今年社交季来临前，黑斯廷斯家族并没有像往年那样，在租赁伦敦临时住所时，并未考虑皮卡迪利广场、圣詹姆斯广场之类的繁华鼎盛之处，而是选在了泰晤士河北岸的一条僻静街道上。



《19世纪30年代社交季英国贵族伦敦临时住所分布图》



朴实低调的漆黑马车旁，约翰·康罗伊正靠在街对面的灯柱上，嘴里叼著一只红木烟斗。



今天的康罗伊披著件灰色大衣，帽檐压得很低，如果不仔细注意他上衣口袋里造价不菲的金怀表，或许别人还以为他是个正在等人接活的马车夫，或者某个破产后无处可去的倒霉家伙。



烟雾从他的嘴角溢出，在伦敦的冷空气中打著旋儿，很快消散在灰蒙蒙的雾中。



他已经在这儿站了十几分钟了。



没有人注意到他。



曾经那个在肯辛顿宫里呼风唤雨的约翰·康罗伊爵士，此刻连过往的清道夫和洗衣妇都懒得多看他一眼。



他自嘲地笑了笑，从怀里掏出一份皱巴巴的报纸。



《泰晤士报》，今天刚出炉的。



头版头条上，那个名字刺得他眼睛发痛。



《为弗洛拉·黑斯廷斯小姐辩护——亚瑟·黑斯廷斯实名自述》



本报编辑部按：亚瑟·黑斯廷斯爵士近日致信本报，要求全文刊发以下陈述。鉴于此事已引发全国关注，且涉及宫廷声誉与公众知情权之平衡，本报经慎重考虑，决定全文照登，文责自负。



今天是1839年2月26日，距离我光荣地加入政府部门工作，矢志不渝的将我微薄的人生交付到英国人民手中，已经过去了十个年头。



1829年10月6日，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我在那天发誓，要把我自己和我的幸福献给伟大的事业，争取你们的和平、幸福、团结和光荣。我向全能的上帝祈祷，要是我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曾经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你们的幸福之前，那就让我遭受永久的报应。倘若我先前的成就使这个国家得以保存，倘若我离开政府也是为了你们的幸福，那么我对于我的命运同样欣然接受。



大自然赐给人类许多礼物，权力、财富、名声，奢华的物质享受，这些都很好。但是，对于一个人来说，有什么礼物能比安宁的生活更值得祈求呢？



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我所祈求的不过是维护我的家族、亲友和名誉的尊严，我不希望因此引发任何人的仇恨，或者成为任何冒犯或恼怒的根源。然而，事情的发展已经注定，我不可能回避这样的命运。在近期，舰队街的诸位热心朋友为弗洛拉·黑斯廷斯小姐辩护时，我的仇敌们却并没有展现出任何偃旗息鼓的意愿和想法。



有人曾向我指出，如无特殊理由，这篇文章将难以获得关注，因为类似的辩护文章数不胜数，弗洛拉所得到的同情也足够多了。



现如今，社会大众的心思也早已被重大公共议题占据，因而没有时间去理会那些源于纯粹个人事务的法律讨论。



对此，我只能回应：我从未见过公众的注意力如此高度集中。



我毫不怀疑，正如历届议会会期时展现的那样，本届议会期间，议员们仍会有时间处理常规事务：有时间举办集会、舞会和沙龙，有时间进行赛马、俱乐部晚宴和庆典，有时间阅读科学著作与时尚小说，他们既能进行最抽象的学术研究，也能闲聊最琐碎的八卦。既能讨论苏格兰纹章是否应与英格兰纹章恰当组合，也能辩论俄国皇帝是否要对世界开战。



倘若以为英国人唯独不愿抽出时间拨乱反正、重现社会公义，那我们未免对英国人民的责任感与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太过轻蔑了。



杰里米·边沁先生曾言：「倘若穷人能得到更多的公正，便无需如此多的慈善活动。」



我也想说：「倘若弗洛拉真的得到了公正的对待，便无需如此多的同情文章了。」



如果仅仅只是为了博取同情而公开评论弗洛拉的个人遭遇，仅仅是为了证明社会的不公与弗洛拉的命运多舛，那将是何等浅薄而贫乏的追求。



我志不在此，我要抨击的并非那些对于我或弗洛拉的流言与诽谤，而是现行法律无力阻止此类苦难的发生，亦无法制约此类不公。



我执笔寄望于法律得以修正，愿那些如今仅能以「真理与正义」为盾的人们，未来亦能享有法律的庇护。



我深知自己介入这项议题可能招致的非议，深知大人物将以何等偏见与轻蔑，来对待一个无足轻重的前事务官所提出的论据。然而，法律亟待修正，这远比我个人的名誉得以澄清更为重要。



或许将来会有许多蒙受诬告的淑女，会因为我尚存的勇气与力量承担这项使命而感念上苍。或许终有一日，当某位读者为了他的姐妹、女儿或友人，宁愿付出生命为代价，只求法律能提供公正判决时，当他忍受漫长抗争的苦楚，蒙受公开纷争的耻辱时，或许会想起我今日之言。



我写下这些文字，并非出于叛逆之心，亦非提出什么荒谬的主张，这仅仅是一份恳求庇护的呼吁，是法律赋予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