缴费单是粉红色的。



古民从护士手里接过它。纸张很轻。最下面一行数字是：￥47,283.60。



母亲躺在三号病床。阑尾炎术后第四天。她脸色苍白，眼睛盯着天花板角落渗水留下的黄渍。父亲坐在床尾的蓝色塑料凳上，脊背弓着，像一根被压弯的旧钢筋。他脚边的蛇皮袋里，装着从工地带来的搪瓷缸、半包榨菜、几个冷馒头。



“还差多少？”母亲问。声音嘶哑。



古民看着缴费单。“之前交了两万。今天又催了。”



“我知道还差多少。差多少？”



“两万七千两百八十三块六毛。”



病房里另外两张床的病人和家属朝这边看了一眼，很快移开视线。四床的老太太叹了口气。五床的中年男人翻了个身，背对着。



父亲摸出烟，想到是在医院，又塞回去。他搓了搓粗糙的手掌。“工头说……再等等。工程款没结。”



“等？拿什么等？”母亲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又因疼痛压下去，变成急促的喘息。“医生说……明天再不补齐……药就停了。”



父亲不说话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窗玻璃映出他模糊的脸，以及窗外县城灰扑扑的天空。



古民把缴费单折好，放进校服口袋。口袋里还有十三块五毛——这是他这周剩下的午饭钱。他走到病床边，拿起暖水瓶。“我去打水。”



开水间在走廊尽头。排队时，他听见前面两个护工聊天。



“三床那个，听说还差三万多。”



“家里男人是工地上的吧？这种事多了。上次六楼那个，最后把老家的牛卖了。”



“牛才值几个钱……”



水很烫。暖水瓶的铁皮外壳导热，烫得古民手指发红。他没松手。



回到病房门口，他停住了。



母亲跪在地上。



她跪在四床老太太的儿子面前。那个穿着皮夹克、手指戴着金戒指的中年男人。



“大兄弟……求求你……就三万。我好了就去打工，一定还……利息你说多少就多少……”母亲的声音在抖。她的膝盖抵在冰凉的水磨石地面上，病号服裤管下露出的一截小腿，瘦得只剩骨头。



皮夹克男人往后退了一步，表情尴尬。“嫂子，不是我不帮……我手头也紧。孩子上学，房贷……”



“我打借条！我按手印！”母亲伸手去抓男人的裤脚。



男人躲开了。他从钱包里抽出三张一百，塞到母亲手里。“嫂子，这点你先拿着吃饭。别的……我真没办法。”



粉红色的钞票飘落在地上。



古民手里的暖水瓶“砰”一声放在地上。他走过去，弯腰，捡起那三百块钱，塞回皮夹克男人手里。然后他扶起母亲。母亲很轻，像一把干柴。



“妈，起来。”



母亲看着他，眼神空洞。“民子……”



“起来。”古民又说一遍。他声音不大，但很稳。



他把母亲扶回病床。父亲还站在窗前，背对着这一切。肩膀在抖。



皮夹克男人讪讪地走了。四床老太太摇摇头，低声对她儿子说：“你看看，早让你别露富……”



五床的男人坐了起来，从枕头底下摸出钱包，抽出五百，走过来放在三床床头柜上。“大妹子，不多。别嫌少。”



母亲嘴唇哆嗦着，说不出话。



古民拿起那五百，走过去，放回五床枕头边。“叔，谢谢。不用。”



男人愣了一下。



“我妈的药费，我会想办法。”古民说。他转身看向父亲。“爸，工地老板叫什么。公司在哪。”



父亲终于转过身。他眼睛是红的。“你想干啥？”



“我去要。”



“你一个学生娃，要什么要！”



“那你说怎么办。”古民盯着父亲。“等着医院停药？等妈伤口感染？”



父亲语塞。他狠狠抹了把脸，从蛇皮袋里翻出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，撕下一页，用圆珠笔写下一个名字、一个地址。“刘建国。荣盛建筑。在城南。”



纸上还有一串电话号码。父亲说：“打了，关机。”



古民接过纸条，折好，和缴费单放在一起。“我下午放学去。”



“你去顶个屁用！”



“总比跪着有用。”古民说。话一出口，他就后悔了。



父亲的脸瞬间惨白。他扬起手，最终却没落下。那只粗糙、布满裂口和老茧的手，在空中颤抖了几秒，无力地垂下。



母亲哭了。没有声音，只有眼泪从眼角不停地流。



古民背起书包。“妈，我放学再来。”



他走出病房。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刺鼻。护士站里，两个护士在核对清单。他听见其中一个说：“三床那个，明天……”



后面的话没听清。他加快脚步，走出住院楼。



学校下午第一节是数学课。老师在讲台上讲二次函数。古民看着黑板上的抛物线，脑子里是另一条曲线——医药费的曲线。第一天，一万二。第二天，八千。第三天，六千五。今天，两万七。



他抽出草稿纸，在角落写下：



已付：20,000



欠费：27,283.6



现金：13.5



可借：0



资产：无



“资产”后面，他画了一个圈，圈里打了个问号。



家里有什么？县城边上那套四十平米的老房子，是